内蒙古“小岗村”旧貌换新颜。李睿/摄
赵光辉手里拿着40年前的记账本。李睿/摄
合作社使用机械耕地。李睿/摄
郝争平擦拭着自家农家乐的窗户。李睿/摄
合作社新培育出的水稻。李睿/摄
航拍“塞外小岗村”。李睿/摄
在内蒙古自治区，提起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经社改乡，撤乡并镇后，现为河口管委会下辖多个行政村，包括文中出现的下滩村、碾子湾村等，中滩公社、中滩乡已成历史名词)，故事多得说不完。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精神成就了中国的“小岗梦”。几乎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双河镇中滩公社也冲破“大锅饭”的藩篱，在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实行了“分田到户，自主经营”的大胆改革。
改革开放40载，“塞外小岗村”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等靠要”。从“口粮田”一夜跨过温饱线，从“国贫县”跃升西部“百强县”，从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社到逐步迈过富裕坎，“塞外小岗村”三次改革“蝶变”，辛勤的西北庄稼汉在乡村振兴战略上踩下坚实足迹。
“想当年，人饿得和猪抢糠吃，哪想到开个‘口粮会’，一下子把吃饱饭的路子捅顺了。”在下滩村，改革亲历者中滩公社副主任赵光辉说起40年前土坯房里的‘口粮会’，当年因此而激烈争论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
第一次蝶变：“口粮会”“口粮田”，一举跨过温饱线
芒种将至，在下滩村农田里，春播后的麦子正等待黄河水的哺育。望着碧绿的田野，赵光辉激情难抑，几次向记者倾诉：“咱中滩公社就在黄河和大黑河的冲积扇内，地是好地，水有好水，可当年就是填不饱肚子。那时候，年年是‘三缺’，人缺粮食、地缺种子、牲口缺饲料，每年有一半以上口粮靠国家的返销粮维持。全社有1万6千多人，虽然有5.5万亩的土地，可一亩地才产四五十公斤粮食，1976年到1978年，连续三年没有上缴规定的国家征购粮。还有一个怪现象，说起来真可笑，那就是谁挣的工分多，谁就亏得多，因为打下来的粮食，连籽种口粮都不够，工分成了负值，工分多，亏欠也就多了。这样的结果，社员哪有积极性？原本占尽天时地利的中滩公社成了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公社’。”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这里。中滩公社党委班子决定以给社员分配部分“口粮田”的名义，将土地全部划到社员手中。那时的情景，虽然没有小岗村的惊心动魄，但也是担惊受怕，如履薄冰。“听说要分‘口粮田’，村里一下就炸开了锅。”赵光辉深有体会地说，“农村改革探索的艰辛主要是‘人心’。改革试水初期，由于社员思想不统一，有人怕犯错误、担责任，有人担心铆足劲儿种好的庄稼秋收时又给要回去，有人担心如果大田遭了灾会饿肚子、白投入。这些问题，我们当时也捏着一把汗。如何打消大家的顾虑？中滩公社党委班子决定一对一给村民做工作。为了稳定人心，他们郑重承诺，包产到户后粮食打多少都是自己的，只要辛勤劳作，就算遭灾也保障大家的口粮供给。”公社党委这颗“定盘星”还真管用，除2个生产队外，中滩公社其余69个生产队都顺利分到了“口粮田”。
“分田到户”改革一出，中滩公社各生产队的大田里顿时热闹了起来。原本因盐碱化板结的大田，被一锄头一锄头凿开砸碎，铺上沙子，一块一块地加以改造。“连老太太都跪在地里，拿着铲子打碎土坷拉，这样用心用力，种的庄家不丰收才怪了呢！”赵光辉一边说，一边翻开40年前的记账簿。泛黄的账簿上，一行行数字清晰地印刻着农户挥锄砸地的干劲儿：公社总人口，1.6万人;耕地面积，5.5万亩。1978年，人均年收入36元，年产粮食200万公斤;1979年，人均年收入40元，年产粮食347万公斤，上缴国家征购粮16万斤。1983年，人均年收入300元，年产粮食750万公斤，上缴国家征购粮162万公斤。中滩公社摘掉了30年“三缺三靠”的帽子，温饱问题迎刃而解。
第二次蝶变：认清方向瞄准靶，小康路上大步跨
改革之路不平坦，改革排头兵遇到的挑战更为严峻。以下滩村为代表的托克托县，改革的步子一直没有停歇。进入新世纪前后，中滩人面临着土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吃饭不成问题，但年年收入并没有涨多少。”碾子湾村前任村长卢丰社告诉记者，“科技进步了，也是良种良方了，要说亩产比过去增加了不少，但手头落下的余钱没有几个。”他认为，分散经营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变化，很多农民都拿不准自己要种什么农作物。“前一年种小麦比种玉米的价高多了，后一年几乎一个村都种了小麦，可谁能想到粮食的行情又变了，一下子小麦的价格又跌了下来。”那些年，村里大多数农民都处在这个偌大的困惑之中。
由于没有办过像样的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不到位，青壮年大多选择外出打工。如何由温饱向富裕跨越这个难题，困扰着首获改革红利的农民。此时，他们猛然醒悟，仅凭分散经营、单打独斗，不但抵御不了任何风险，而且得来的幸福生活随时可能失去。
如何解决“一夜跨过温饱线，十多年没过富裕坎”的问题？原中滩公社郝家窑村的村书记郝争平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转变生产经营思路，在第一产业稳中有进的前提下，发展第三产业。
“咋才能带领村民致富？思想转变是关键，我先做好了，挣了钱，村民才相信我，跟我干！”郝争平坐在自家的炕头回忆，郝家窑村地处黄河沿岸，又临近库布齐沙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来这儿游玩儿的人也越来越多。看到了这个商机，2004年，郝争平带头返乡创业开起托克托县首家农家乐“神泉山庄”。
从2004年到2008年的旅游旺季里，到他家吃农家饭的人络绎不绝，每天平均收入都在1万元左右。
看清“病因”，就能瞄准“靶向”。记者在县里采访，联系到了本世纪初曾担任托克托县领导的几位同志。他们的看法高度一致，经济和社会要发展，单靠种养业是不行的，没有工业的反哺，农村的富裕也不牢靠。饱尝改革甜头的托克托县人民，认清了自己的区位优势，悟到了内引外联的发展门路，积极招商引资，吸引一大批现代产业项目到托克托县落户。在县工业园区，记者参观了以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为中心的项目区，电力、生物制药、金属冶炼、化工、航天生物等优势产业集群一一呈现在眼前。农业有了发展的支撑和后劲，农民的收入翻倍增长。2008年，全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28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353元，是1978年的44倍。2008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托克托县在那一年由“国贫县”跃升为当时的西部“百强县”第九位。
第三次蝶变：家家户户农家乐，美丽乡村幸福长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农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新型实体。这一表态不仅勾勒出土地政策的扶持重点，也为农村培育和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指明了发展路径。胆大心细的农民李广珍自发成立了托克托县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同村的卢丰社听到这个消息，也主动参与进来，一起到村民中间进行动员。
“村里人一听又要加入合作社，这一下子就炸了锅。”卢丰社说，大家都在议论，这是不是又要把土地收回去，回到“大锅饭”的时代？知道农民心里不托底，村委班子成员就挨家挨户去做解释：“公司+合作社+农户”运营模式，是要规模化经营土地，也就是村民把土地租给合作社经营，每年每人都有4000块钱份子钱；农闲时，村集体鼓励青壮年外出务工，有两份收入，钱包还能不鼓起来？2014年春天，碾子湾村120户和树尔营村的86户农民将自家的土地全部承包给了当地合作社。
“咋才能跨过致富坎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托克托县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发起人李广珍说：“我们利用1000亩盐碱化程度较高的劣质地，作为稻田养蟹示范基地，在托克托县委、县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包括内蒙古农科院、辽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辽宁省盘锦市河蟹养殖研究所科技人员在内的11人科技团队，头一年的收益就很可观。”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下子，李广珍加大投入的决心更坚定了。“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我们现在的稻蟹种养实现了无化肥、无农药，生态有机，优势互补，亩产水稻400斤、河蟹42斤，净收益1500元以上。今年，我们还将扩大一倍种养殖面积，预计达到2000亩。”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党十八大以来的5年间，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000亿斤，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再到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新要求，内蒙古“塞外小岗村”没有“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着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篇章。
农民们把土地承包出去了，也就有更多时间发展“第三产业”。如今，中滩公社的郝家窑村家家户户都开起了农家乐。每年接待游客达到20多万人，仅此一项，人均纯收入就有2.5万元。“搞乡村旅游就是要把旅游做大，把特色做强！”在郝家窑村村长郝争平眼中，农村经济发展要紧跟新时代、新政策，不断进步。如今，黄河梦幻水世界、观光生态园、绿博园等多个建设项目，正在一项一项投入实施。“要打出一套农俗旅游产业发展的组合拳，提升旅游产业质量，致富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郝争平站在黄河岸上，望着远去的黄河水，如数家珍般地向记者倾诉着他的发展计划。
（白建平 陈立庚 李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