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许多曾被分割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过去长期保持的很大的独立性和相当的自主权，已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游击主义、地方主义使得中央政策的上传下达和执行力度产生中梗阻现象。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以保证中央政令军令畅通，成为摆在全党面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1948年12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青年》即将复刊。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为其题写了刊名，并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一题词，从统揽全局的高度强调了全党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极端重要性，也印证了列宁所说，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能使力量增强十倍。
建立报告制度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明确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毛泽东在指示中对报告的内容、期限、形式、字数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还特别强调要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中央之所以建立这项制度，是因为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没有意识到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示的必要性，以致中央不清楚各地的活动和政策内容，因而产生了某些难以挽救的局面。事实上，不止解放战争时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国焘就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最终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而抗日战争时期，皖南事变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针对一系列的历史教训，中共中央最终建立报告制度，目的就是要改正这种不良习惯，明确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
为确保报告制度的落实，1948年2月，中共中央再次强调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和不报告对革命工作的危险性。2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批评了某些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经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健全党委制》《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一系列关于报告的制度陆续出台。
不要独立王国
1948年4月，山东某兵团未向华东局及中央请示，擅自向昌潍地区发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既往不咎的政策，违反了党的首恶者必办的规定。4月10日，中央严肃批评了这一行为，再次作出指示，必须缩小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坚决克服存在着的极大的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毛泽东列举了违反纪律的多种表现：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思考和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等。指示要求，对于这些作风要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
为了提高全党对消灭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指示全党干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以便迅速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1948年8月14日、23日，他对军队方面仍然存在的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提出批评，把这种错误实质提高到好像一个独立王国的高度，前所未有地重视起来。为了消除党内和军队里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他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纪律性入手，以此作为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主要措施。他要求一切兵团及军区负责同志，将报告制度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必须有分析有结论，而不是空洞无物的，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
到1948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党内报告制度逐渐被全党所执行。党内报告制度的建立，保证了组织建设的良性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党的政策和决议的有效执行。
一切行动听指挥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对党内报告制度要求之严，前所未有，这是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战略决战的来临，这种严格的规定，目的是使中共中央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分散于全国各地部队的情况，协调各战区的统一作战，做到全国一盘棋，真正达到一切行动听指挥。
中央对报告制度的贯彻给予了高度重视，抓东北局的工作就是一个范例。1948年1月至3月的指示下达后，东北局虽向中央作了各方面工作报告，但并未做到每两个月一次的综合报告。为此，毛泽东两次致电东北局，指出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均已严格遵照实行，唯独东北局没有实行。
8月13日，东北局致电中央，说明未作综合报告的原因，并表示随即履行报告制度。中央对此并不满意。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东北局起草了长达2000字的电报，严厉批评对落实中央报告制度的敷衍态度。电报说：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电报明确指出其症结，就是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8月19日，东北局向中央作出了《关于未按期向中央作综合报告的自我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列出了存在的问题：一是没有完全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与组织上违犯纪律的行为。二是没有认识到向中央作报告不仅能使得中央比较全面地了解东北工作进展情况，以便具体指导工作，而且能使东北局本身更加精心研究与总结自己的全盘工作，以加强本身工作的计划性。三是有某种程度的经验主义与游击习气等。
在向中央作检讨的同时，东北局将这一检讨下发给所辖的主要部门与单位，责成他们也按期向东北局作综合报告，从上到下层层抓落实。
22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不如此就不可能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的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执行报告制度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
与东北局的知耻而后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原局在报告制度的执行上积极作为，不但按条令汇报工作，而且把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总结的经验教训及时上报中央，从而保证中央能对错综复杂的局势作出准确的判断。
1948年6月6日，邓小平提出中原局土改、整党工作中的偏差并分析诱因，提出一系列改进举措。邓小平将此上报中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于6月28日回复中原局，完全同意并将它批转各地。毛泽东在给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信中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此类文件了。
从东北局和中原局对报告制度的落实过程，可以看出，中央的指示和决策既遵循了政令统一的组织纪律，又体现了群策群力的智慧。报告制度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完全契合并生动体现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加强纪律绝不是减弱积极性
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统一党的领导，具有头等重要的决定意义。报告制度是体现纪律性的一个硬性指标。1948年九月会议专门出台《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定期报告作了详细规定，这对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在思想上、组织上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周恩来对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战略任务计划实现得更好。他指出，人民军队要统一建制，今后成立新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等加强军队纪律性的组织措施。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来看，西柏坡时期，党的组织纪律得到空前加强，其中报告制度自然功不可没。中央和中央军委以组织纪律为抓手，及时、准确地谋划全局，使全国革命成为一盘棋，这是战胜敌人的保证。然而，当时有人有顾虑，认为一切行动要报告、反复严明纪律、强调集中统一会削弱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任弼时强调，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目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当时党对各项工作中，哪些决定权属中央，哪些须事前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实行，哪些须事后报中央备案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起草的发往前线的电报中，要求野战军领导在遵循战略方针的基础上，由你们机断专行，不必事事请示临机处置一切，这既发挥了党内民主，又加强了中央权威。
其实，不止三大战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和土地运动中取得的一个个胜利，无不体现出党的组织团结和纪律严明的巨大优势，而这个组织优势在战场上就能转化为军事优势。有老同志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各部队由电台统一指挥，部队的行动随时上报到军委，基层的思想动态随时被中央掌握，而中央的命令则随时下达到地方，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团结的密码是什么？除了思想统一，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组织纪律严明了。
